“膳”养天年 薛应中

1986年7月5日，我连续在陕西卫生报发表了三篇“防病于未然”文章，从那时起，就开启了我此后大半生对中医药膳与“治未病”理论的执着探索。这其中有很大的原因，是临床困境的逼迫：当时有不少辗转而来找到我，病情已然危重的患者，脾胃功能极度衰弱，古人形容“胃气已败”，再好的方药，若不能被身体吸收运化，亦是徒劳。

当时，我就开始构思药物加食疗的方法来治疗疾病。

脾胃是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，才是治病救人的“开路先锋”。倘若连米粥都难以运化，何况性味具有偏性的药材？于是，一个念头也愈发清晰：在投以汤药之前，或之余，是否应先想办法“唤醒”他们的脾胃？用什么唤醒？

既然汤药难入，那能否借助每日都离不开的饮食？许多食物，本身就有药的特性，它们性味多较药物平和，更易于被虚弱的身体接受。而这，正好与我之前思考的“治未病”“防病于未然”理念相契合，时日久深，我就积累了五十多例不同病情的药膳验方。

后来经过不断的探索，相当多的患者持续用药膳调理病情，尤其是现代医学所谓的癌症、放化疗、结扎、剖腹产等手术体质虚弱后，以及不想服中药的患者食用药膳后，效果相当显著。

直到现在，还有相当多的病人不愿服中药，需要用药食同源的药膳去治疗。最关键的是治疗脾胃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后遗症时，尤其是有一些急功近利的人，没有经过临床辩证实践而乱用廉价药膳而导致病情加重。如有需要食用药膳的人，一定要求助有经验的医生指导，希望大家谨慎选择，不要随意乱食用药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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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夫为人子者，不可不知医；知医者，不可不知食。”古人之训，揭示了饮食与健康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药膳，这门根植于中华文明、融合了中医药理论与烹饪艺术的独特学问，远非“药食简单相加”，而是“医食同源，药食同功”中医思想的深刻体现。

一膳之中，可兼顾祛邪与扶正。它如细雨润物，不显山露水，却能在日复一日的滋养中，筑牢正气，削弱病邪滋生之土壤。使人于不知不觉间，精神渐充，体力渐旺，抵御外邪之力日增。

天下万物具有寒、热、温、凉“四气”与酸、苦、甘、辛、咸“五味”，人体之疾，本就源于阴阳失调、气血失和。所以药膳之妙，在于借食材天然偏性，以纠人身之偏。药食两用之材，其性多缓和不峻，既可缓缓纠正身体之偏，又无过度干扰之顾虑，适合长期调摄。

而人体健康与自然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。因此，饮食调理必须顺应四时阴阳变化。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药膳亦随之调整：春日疏肝健脾，夏日清热祛湿，秋日滋阴润燥，冬日温补肝肾。此即“法于阴阳，和于术数”在饮食上的具体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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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膳于慢病调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。比如现代医学所谓的慢性疾病，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、慢性胃炎、虚损性疾病等，其病机多错综复杂，常呈现“正气已虚，邪气留恋”的特点。此等痼疾，非若外感急症可一剂而愈，其治疗犹如抚育幼苗，需耐心与细水长流般的持续滋养。

当身体已出现失衡，或疾病处于胶着状态，药膳在此时进行干预，有助于防止其深化与发展。药膳于此阶段，通过温和的食养，帮助机体恢复气血，填补疾病过程中的消耗，加速元气复原；又能清除余邪：温和化解残留的病邪（如余热、痰浊），帮忙扫清战场；还可强化薄弱，针对病变所涉脏腑，进行重点调理，增强其功能，助力抵抗侵袭。

患者见肝郁之象（如情绪抑郁、胸胁胀满），即以疏肝理气之品调饮，防其乘脾土致消化不良，或化火伤阴；见脾虚之兆（如食欲不振、大便溏薄），即投健脾益气之食，固守中焦，防气血生化乏源，百病由生。

例如，用枸杞、女贞子呵护肝阴，以茯苓、薏苡仁健脾利湿减轻肾负担，用沙参、麦冬滋养被损伤的胃阴。这是一种立足整体、温和而根本的修复策略。此时药膳之用，犹如堤坝之微修补漏，成本最小，而收效很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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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膳是中医“治未病”思维最日常、最平实的实践。它不待疾病已成而治之，而是在身体初现微小失衡时，便通过饮食悄然调和。对于亚健康状态的调节，如缓解疲劳、改善睡眠、调节情绪、增强免疫力，药膳以其温和、持久、易于接受的特点，也展现出巨大优势。

医学之最高境界，非“挽狂澜于既倒”，乃“防患于未然”。此即中医传承千载之“治未病”智慧精髓——未病先防，既病防变，瘥后防复。药膳，以其源于自然、契合医理、温和持久的特性，承载的不仅是营养物质，更是中医“整体观念”、“辨证论治”、“治未病”的智慧，是对患者身心全面的关怀与滋养。药膳是中医“上工治未病”思想最生活化、最普遍的实践。它通过每日三餐，潜移默化地调理体质，培育正气，筑牢人体自身的“防御长城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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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很多文章中提到“药源性伤害”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回应。西药多由化学合成，成分单一，药力强劲，性多峻烈，用中医学的理论看来，可视为一种强烈的“外源性偏性”干预。此偏性虽能在一定情况下纠正病理状态，比如现代医学所谓的消炎、降压、降糖、抗凝、抗癌等，然而也易于打破人体原有之精密平衡，伤及无辜，导致新的失衡。

“脾胃为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”。药源性的伤害首伤脾胃。药膳调理，首要便是固护胃气，健脾助运。通过精心配伍之膳食，唤醒脾胃功能，保障气血生化有源，为全身修复提供物质基础。此乃“留得一分胃气，便有一分生机”之理。于患者而言，了解此道，便是在接受必要治疗的同时，掌握了一项主动进行自我养护、提升生活质量、减轻痛苦的宝贵技能。

药源性伤害应该不是医者本人的意愿，它是药物固有偏性作用于复杂人体后，难以完全避免的代价。在此领域中，药膳之学，以其“食药同源、性味平和、调理整体”之特质，可以展现出非凡的“匡正救偏”之功能。

药膳食性平和，少偏颇之弊：药物性味多偏，用力峻猛，旨在攻伐，故需中病即止，不可久服。而食材（及药食两用之材）其性相对平和，适于长期调养，缓缓图功，无过度干扰人体之虞。

药膳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使人悦享其味。“良药苦口”常使人生畏，而“良膳可口”则让人欣然接受。药膳讲究“食借药力，药助食味”，通过巧妙配伍与烹饪，化养护之功于美味之中，使人防病于享乐之间。此乃最高明的医道——让护持健康成为一种愉悦的生活方式，而非痛苦的负担。

与药物之峻烈相比，药膳最大优势在于其平和性与可持续性。它在修复药源性伤害中展现出来的匡正之道，为深受药源伤害所困者，打通了一条温和有效的康复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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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膳更有助于在术后固护生机。手术之后，患者身体呈现一种特殊的“亏虚”与“紊乱”交织状态，其核心病机可概括如下：

第一就是气血亏虚。此为最直接、最核心的损伤。手术过程中，失血耗液，直接导致血虚；麻醉、手术操作、疼痛恐惧等，剧烈消耗人体功能活动，严重损伤气（尤其是元气、宗气）。故术后患者常呈现一派虚弱之象：面色苍白或萎黄、神疲乏力、声低气短、汗出较多（气虚不固）、心悸怔忡（血不养心）。

其次是瘀血内停。手术创伤，必然损伤脉络，离经之血未能及时消散吸收，便成瘀血，阻滞于局部或经络之间。此即“术后必有瘀”。表现为伤口局部青紫、肿痛、刺痛固定不移，舌质可见紫暗或有瘀点。

第三是脾胃受损。此为术后调理之关键环节。麻醉药物、术后疼痛、情绪焦虑以及必要的抗生素等药物，首当其冲易损伤脾胃之气。脾主运化，胃主受纳。脾胃一伤，则运化无力，受纳不佳，临床常见腹胀、纳差、恶心、便秘或腹泻等症。脾胃为“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”，此源一竭，则气血无以化生，百药难以运载，一切补益皆成空谈。故曰：“术后调理，首重脾胃”。

再有就是阴津耗伤。手术失血、发热、汗出及禁食水等因素，均可导致体内阴液（津液） 的亏损。表现为口干咽燥、皮肤干燥、大便干结、舌红少津等。此“多虚”（气血虚、阴津虚）、“多瘀”（瘀血阻滞）、“脾胃弱”之类复杂状态，便是术后机体所处的病理基础。

术后调理，是患者从医院回归正常生活的重要桥梁。术后调理之目的，便是纠正此偏颇状态，促进机体全面康复。药食兼用，缓图其功：药食两用之材，其性温和，作用持久，尤适于术后虚不受补、不耐峻药之体。可通过每日饮食，缓缓调治，润物无声，于不知不觉中培补元气，调和阴阳。

顾护脾胃，开门纳补：术后药膳设计，必以“开胃健脾、顾护胃气”为先导与贯穿始终的原则。唯有脾胃功能恢复，才能纳食、运化、吸收，使药膳之补力得以化为气血，输布全身。此亦乃“寓治于食”的中医智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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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膳辅助慢病改善，效用虽佳，然不可妄用。必谨守以下原则：

辨证施膳为核心所在。必须辨清患者之阴阳、表里、寒热、虚实及气血津液状态，方能对证施膳。如阴虚之体，误食温燥药膳，无异于火上浇油；阳虚之人，错服寒凉之品，无异于雪上加霜。

必须明确，药膳起辅助调理、改善症状、减轻副作用、巩固疗效之用，绝不能完全替代必要的药物治疗，纯正中医药的作用不可废弃。尤其病情急性发作或加重时，更应及时就医，遵医嘱用药。

性味平和，用量宜轻。药膳取药食两用之物，性味相对平和。用量不宜过大，贵在长期坚持，缓缓图功。切忌贪功冒进，堆砌名贵药材，反失膳食之本意。

是深刻理解“脾胃特性”。脾主升清，胃主降浊；脾喜燥恶湿，胃喜润恶燥。故调理脾胃之膳，务必遵循“通降”、“运化”的原则。切忌一味蛮补，堆砌滋腻之品，否则反而会加重脾胃负担。我常想，给虚弱的脾胃进补，犹如给久旱的土地浇水，必先松土，再缓缓润之，若直接大水漫灌，反而会板结更甚。

结语

随着疾病谱变化、老龄化社会到来和“健康中国”战略实施，药膳的价值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。现代医学模式正从单纯的西医崇拜心理中转变过来，人们越来越追求整体、自然、个性化的健康方案。药膳以其整体调节、身心同调、因人制宜的特色，完美契合了这一趋势。

药膳知识的普及，能有效提升全民健康素养，它超越了单纯的饮食范畴，升华为一种生命观，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于平凡日常中践行的健康哲学。它告诉我们，守护健康的至高境界，是“寓医于食”，是“防患于未然”，是与自然和谐共处。

来源：央视线